假如現在是早上八點，而你平常大約在半夜十二點入睡，那你有十六個小時的清醒時間，以及能在不同地點之間移動的身體。
不限於這本，讀內田先生的書，就會為他自己動腦思索、勇往直前的姿態感到振奮。「對於無法談論的事，我們只能沉默」。
將節奏概念化後加以掌握，作為應當習得的技術提示出來。是本容易閱讀、精心寫就的書。能夠畫界線的是語言，在界線以外的都無意義。歷史學家雖然是研究過去的事實，但對古老文獻記載的事實的解釋，無論如何都會摻入「對現代的意義」。書中談到節奏亂掉是最糟的狀況，所以要鍛鍊節奏。
蘇格拉底對參加者拋出問題，使論點集中，並逐漸逼近愛的本質。觀阿彌、世阿彌父子不僅受到將軍和貴族們的賞識，同時致力贏得一般大眾的喜愛。在過去幾年，許章潤撰寫多篇文章歷數當下中國政治、社會的亂象、倒退和反動，為「全面內戰、病夫治國、暴民政治」的現實圖景憂心忡忡，道出了可能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們的恐慌和憂懼：「怎麼在倒退、為什麼會倒退、不知道還會退到哪一步？」 換句話說，「坐等天明」的許章潤教授，其心死堪比1927年6月王國維、1966年8月老舍的投湖。
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文：白信（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1927年的相似一幕：南方北伐革命如火如荼之際，在四月的一週之內，張作霖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釗，革命黨人處決了湖南大儒葉德輝，6月1日清華大學春季學期結束，北伐軍攻入鄭州，《世界日報》登出〈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的人物〉，其中即有王國維的名字。畢竟，自由，一種超驗存在和行動指歸，一種最具神性的世界現象，是人之為人的稟賦，華夏兒女不能例外。」 面對許章潤以及最後殘餘良知和勇氣如任志強等人的公開批評，北京最高統治者是否因此恐懼和驚訝不得而知，但是他們的反應卻是與世界文明的背道而馳：以羞辱許章潤的方式摧毀他的地位、聲望、尊嚴和人格，並向所有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們發出警告訊號。
在這意義上，許章潤所罹，不啻為來自最高領袖的私人報復，也坐實了許章潤此前對僭主政治和「內廷政治」大行的批評，最高領袖和他身邊的意識形態大員對幹部和知識分子扮演著越來越生殺予奪的角色對許章潤以及整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來說，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空間和前景已經越來越黯淡，而校園裡的法西斯主義和小丑弄臣式的學者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 面對許章潤以及最後殘餘良知和勇氣如任志強等人的公開批評，北京最高統治者是否因此恐懼和驚訝不得而知，但是他們的反應卻是與世界文明的背道而馳：以羞辱許章潤的方式摧毀他的地位、聲望、尊嚴和人格，並向所有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們發出警告訊號。而世界精神，那個地上的神，不是別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絢爛展開。王國維終於在暑假開始的第一天，即6月2日投昆明湖自盡。——一場本應賦予國族以生聚教訓的苦難，似乎竟然就這樣白白流逝了。
如此行徑，於領袖、於中國、於清華，都等同與自由主義的脫鉤，與世間大學、與世界文明的脫鉤。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如許教授五月間所撰「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一文，論及武漢肺炎爆發以來的「偉大抗疫」： 「至於其間大小漢語施密特們，或搬用『例外論』，或炒作拉丁左派陳詞濫調，鸚鵡學舌，編寫巨獸神話，操弄民族主義，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對抗，織造中西明暗強弱寓言，開發感動，利用『鍾南山－張伯禮』式巧偽之徒維穩白手套，白臉紅臉，牽引盲眾，種種伎倆，狡黠險惡，而又愚蠢無比，超越戈培爾，羞煞塔斯社，氣死張春橋，卻終究紙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話下。在這意義上，許章潤所罹，不啻為來自最高領袖的私人報復，也坐實了許章潤此前對僭主政治和「內廷政治」大行的批評，最高領袖和他身邊的意識形態大員對幹部和知識分子扮演著越來越生殺予奪的角色。
」 我曾與許教授數次同席研討，聆聽許教授慷慨陳詞，以他特有的摻雜文言的「漢語法學」風格闡述「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自由主義憲政理念。對於那些遭受學生、同事舉報或者被外交部、中宣部等「看門狗」部門注意到的教師，則可能被來自系、院、學校的行政和黨組織的「領導」與保衛幹部，以及來自「文化保衛」的公安在多個層面約談。
清華大學作為知識生產的機器，特別是1952年「高校改革」後「紅色工程師」的搖籃，對許章潤，對知識分子們，則擔當了監視者和劊子手的職能。」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
這毋寧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悲歌。在過去幾年，許章潤撰寫多篇文章歷數當下中國政治、社會的亂象、倒退和反動，為「全面內戰、病夫治國、暴民政治」的現實圖景憂心忡忡，道出了可能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們的恐慌和憂懼：「怎麼在倒退、為什麼會倒退、不知道還會退到哪一步？」 換句話說，「坐等天明」的許章潤教授，其心死堪比1927年6月王國維、1966年8月老舍的投湖。惟其能做的，如許章潤稍早所言，「正是義憤，惟義與憤所在，惟吾土先賢揭櫫之仁與義這一『人心人路』之激蕩，令書齋學者成為知識分子，直至把性命搭進去。如此，朋友，我的億萬同胞，縱然火湖在前，何所懼哉。當下北京當局對許章潤的恐懼和處分也無不指向兩年後的「二十大」，他們在為樹立「習近平思想」和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清理「陣地」、掃除最後一個自由主義的遺老。文：白信（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1927年的相似一幕：南方北伐革命如火如荼之際，在四月的一週之內，張作霖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釗，革命黨人處決了湖南大儒葉德輝，6月1日清華大學春季學期結束，北伐軍攻入鄭州，《世界日報》登出〈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的人物〉，其中即有王國維的名字。
過去的八年，在中共中央2013年的「九號文件」指針下，高校等所謂「意識形態陣地」遭到殘酷清洗，一波「異議知識分子」被以「吃黨的飯、砸黨的鍋」的所謂砸鍋教授名義被清除，教室課堂遍佈攝影頭、麥克風和「訊息員」，人文社科統編教材被強行作為指定教材，教師的自備講義和社群網站賬號都被要求上傳審查，國際學術交流被嚴格限制和審查，審查項目包括會議論文和國際學者的政治立場，連教師們的私下聚餐也因多起舉報事件而變得小心翼翼、越來越少。至於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殺，把核彈掛在嘴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民間稱其『攪屎棍』，更不論矣。
也就是，不僅是對20世紀五四運動以來（許教授曾笑稱準確地說是1902年庚子新政以來）自由主義之「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傳統的最後一擊，更是為了兩年後的「二十大」做理論清場。畢竟，自由，一種超驗存在和行動指歸，一種最具神性的世界現象，是人之為人的稟賦，華夏兒女不能例外。
在不惜「文死諫」之後最困難的日子裡，我也看到許教授徜徉在清華校內王國維紀念碑旁，留下了彷彿北京最後一個士大夫的身影。改開四十年以來逐漸在大學校園裡站住腳跟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言論、公共批評和政治參與陷入了死寂狀態
連橫對竹塹「文酒之盛冠北台」的禮讚，便出自討論林占梅潛園中的風雅聚會。作為清代北台灣的政治與藝文中心，新竹的文化與藝術多是環繞竹塹城內外而發展，建築比起周邊縣市自然更加突出，舊城區尤其有許多廣為人知的地標性建物，如作為政治與宗教地標的東門城與城隍廟，從日治到今日一直都是不斷被描畫的對象，形塑市民的集體歷史記憶與地方認同。林占梅則出錢出力，組織平亂。在地重要書法家及收藏家李逸樵不但也活躍於台北藝文圈，更常赴中國交流與購藏作品，這些經歷都對他的書風產生了影響。
位於靈隱寺境的靈壽塔建於1927（昭和2）年，其上飾有李逸樵、范耀庚、鄭香圃等曾共同籌組書畫展的在地重要書畫家之小品，這些都可說是街頭即可見到的藝術，也見證了日治時期傳統書畫的盛行。文：馬孟晶 提到新竹，多數人的印象或許還是集中於科學園區所帶來的科技與經濟發展。
日治時期的新竹畫家當然也參與了現代美術的新浪潮。傳統詩作的持續發展，使得漢文命脈得以保留，也有凝聚文化記憶的意義，是殖民時期頗受關注的文化現象。
職業畫家李霞來自福建仙遊，曾參與寺廟壁畫的繪製，他粗放率意而視覺性強烈的風格在新竹頗受歡迎，曾在此地停留多月，除傳授畫藝外，並擔任全島書畫展的評審，也在遊訪各地時留下了不少畫作。建築因此不但是城市的臉孔，也是故事與文藝的舞台。
本文希望透過較為突出的建築、傳統書畫、與現代美術領域來簡略回顧。在清代新竹開發的過程中，地方官員與鄉紳是溝通政府與民間、推進地方建設與藝文發展的重要力量。如泉州大木名匠師王益順曾先後主持過艋舺龍山寺、新竹都城隍廟、鹿港天后宮等著名廟宇的整建工程。擅長大字的李逸樵常受邀為北門大街的商家或各地寺廟題字，今日新竹名宅周益記與名勝靈隱寺等地仍然可以見到他的筆蹤。
由於傳統文人畫家多兼擅詩書畫，也常與詩人書家交流，日治時期新竹的傳統書畫研究和收藏風氣頗盛，並以書畫家組織的積極運作而備受矚目，尤其是在地書畫家於1929（昭和 4）年 及1932（昭和 7）年相繼發起成立的「新竹書畫益精會」與「台灣麗澤書畫會」，提倡書法與水墨畫的創作，舉辦可能是日治時期規模最盛大的全省書畫展，不但邀請了中國書畫家參與，後續也到日本參加相關展覽，十分活躍。新竹最重要的士紳家族為原籍福建泉州，經歷數代遷徙後落腳於竹塹的鄭氏與林氏，以鄭用錫與林占梅為代表，兩人都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及文化事業。
另一方面，鄭氏家族中也有多位收藏與創作傳統文人書畫，傳承從清代建立起來的士紳品味。石川欽一郎與小原整又先後於新竹州圖畫講習會擔任講師，進一步推廣，更吸引了許多年輕畫家投入，乃至接續在台展中入選，迭創佳績。
其實新竹絕非文化沙漠，從清領到日治時期，在台灣的藝術與文化發展上佔有一席之地。進入日治時期之後，當台灣與中國人民在中日戰爭爆發前仍可自由往來之時，除了台日間的交流之外，中國東南沿海，從閩粵到江浙，都有書畫家受聘到台灣。
